“天呐，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陷，就是那个又聋又瞎的老头……”

        “阿炳？”李广元说。他难过地望着常凯申“和您差不多的年纪时他已经死了，您可没管自己叫老头儿。”

        “别生气，李广元，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礼服我会穿的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李广元。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常凯申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南京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住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常凯申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李广元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常凯申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出时，李广元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上海的“金客来”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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