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着浪漫主义的西服
孙春平的作品多是表现生活场景又高于生活本身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之于作品本身，就如一座房子，而浪漫主义，则是房子的装演，两者完美结合，便使得作品更加具有吸引力了。犹记得在散交《我助女儿去摘星》中，作者写道“第一次听到崔京浩演唱的那首《父亲》时，女儿正在哈尔滨一所大学里读书。我连夜将歌词用手机短信给她发去，“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是那登天的梯……”几天后，女儿打回电话，在电话里给我哼唱那首歌。“我握着话筒，心窝里酸上来，好半天说不出话。女儿问我，爸，你听着吗？我强作平静地说，听着呢。女儿声音低下来，也有了嘎咽之声，问，老爸你是不是哭了？我只说了声没有，便将电话放下了。”从这样的生活实事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孙春平也切实是个感性之人，不乏浪漫细胞，那么，创作中的他，又怎会是个刻板守旧，抓住“现实主义”钻牛角尖的人呢？相反，他文如其人，不多做夸饰，却也不乏浪漫情调，斟酌玩味，运用得当。看来，反而是孙春平“被现实主义化了”。
作家关东燕子曾说：“自认识孙春平起，就没见过他穿长衫，当然新潮的“奇装异服”也没见穿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既不是个国粹派也不是个先锋派。孙春平倒是经常穿着中外合资的西服在文坛上晃来晃去，证明着自己的既与时俱进又不忘传统，是个愿意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非异类。”孙春平的为人作风在写作上也展露无遗，他坚守现实主义“根据地”，立根基于最普遍的社会生活、人生百态，他关心民生大事，忧国忧民，颇具当年的政治领导人物风采。同时，他不忘在作品中添加浪漫主义元素，与时俱进，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在两者之间，他拿捏有度，忠于原则，绝非不人主流者，反显其坚持自我的个性化写作特色，体现出孙式的小说创作技巧。孙春平真的缺乏浪漫主义细胞么？我想并非如此的，只是，他始终明白，以现实主义为主，加以浪漫主义技巧配合才是最适合于他罢了。创作一篇作品犹如裁剪一件西服，运用传统剪法同时，其中还必须掺杂“进口”的元素，如此看来，作者的西服不止裁剪好了，还穿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年代，孙春平从不以窥探“性”事作为卖点，他的作品浪漫但不浪荡。他始终认为，“既然想当作家，作品一拿出便是公众的东西，要考虑社会影响。”即使在《害羞的木头》《情感逃逸》等篇章中出现“性事”，也是一笔带过，绝不逾越道德范围。当记者问孙春平，他的作品想要传递什么给读者时，他的答案简单明了：“传递责任感，传递积极、健康的信息。”庆幸的是，他不以哗众取宠致胜，却因为作品读者众多，可读性强，最终得到大众的一致认可。
三、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
孙春平人生经历丰富多彩。他是初中老三届，下过乡，回城后在铁路部门当过工人、管库员、共青团干部和党委宣传干部，1984年调人锦州市文联编刊物、做主编，后又被选为文联主席。在这过程中，孙春平曾面临过选择，最终，他放弃了炙手可热的铁路局机关职位，转而走那条当时十分窄小的文学小径。逐渐地，孙春平在创作中发现了生活的乐趣，视野也就更加开阔了，思维方式也变化了。最终，他以自己的文学个性，潇洒地在喧闹的都市和贫膺的乡村间游走。
在一次访谈中，他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走向崭新的生活领域后，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有县乡村的干部，也有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教师，还有小车司机、工勤人员。他们的正直与坚韧，睿智与豁达，让我由衷地钦敬和友爱。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精彩，也都有无奈。重要的是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发现独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这样，不只增强了他作品的现实性意义，也使他描写的人物独特而具有代表性，这些人物往往代表了生活中的某些群体，他们各具特色，绝不重复。同时，他描写的人物并不单调，如他所言，高级干部有之，普通百姓有之，如此，孙春平的作品人物画廊就更加丰富开阔了。
《老人与猪》中的袁老太太，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孤寡老人，甚至性格多少有点孤僻，终年只与家里的老猪为伴，然而，在紧要关头，她还是选择了牺牲个人利益而献出老猪，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乡下农民的深切关注及淳朴乡情的高度赞扬。通读全篇，猪是普通的家猪，却来历不凡，通读人性，颇具有传奇性色彩。而《同一首歌》叙述的是一个富有讽刺性意义的生活故事，作者运用了生活中的合理与巧合来记录故事，巧合的是两位秘书刚好下载了同一份稿件，而合理的是，这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巧合的镜头，使小说具有了荒诞滑稽色彩，同时通篇表现出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度关怀。
在《追逐彩云》，作者的人文关怀显得更浓烈了，他以一种崭新的手法，设置悬念，带动着读者找出真正的彩云，当读者发现，这是一个关于下岗工人“代工”以赚取廉价收人的故事时，它引发了读者的艺术性思考：到底，我们找寻到彩云，对这类的下岗工人，是好是坏呢？这是一个矛盾的社会问题。其实，彩云不只是个体，她还代表着一个群体，她甚至还可以拉动出整个社会的下岗工问题。在读者内心矛盾的同时，作者的创作意图便达到了。文中作者为彩云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却给了她残酷的现实，通过强烈的反差衬托出了小说的深刻性意义。如此看来，孙春平创作技法独具特色，它并不冷漠犀利，它是作者深刻现实经验与社会关怀的相加。从中，我们不止可以窥探出各类人物性格，还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感知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发现各样社会问题。
孙春平曾说：“作家深人生活就好比下水游泳，站在岸上，无论怎么看，也难得其味，只有扑进水中，哪怕灌了几口水，才会知道什么是水的凶险，什么是与水搏击的快乐。”正如他的作品《深人》一般，他深人地接近社会各阶层生活，体会其中百般滋味，丰富了自身的艺术经验并加以思考，从而、写出了深刻真实的作品。他认为作家除了写作，还应当承担更具体的社会责任，在孙春平的小说世界里他设计了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角色，谈及了教育问题、农村生存问题、就业问题、家庭生活问题等各类社会问题，作品内容鲜有雷同，给读者强烈的阅读新鲜感，激发读者审美想象，让读者看到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从中寻找自我，挖掘人物深层次内涵。
重要的是，孙春平创作中的典型人物都能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影子，他们并非作者毫无根据的天马行空、独自幻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性意义。无论是底层群众还是上流社会人士，他们都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反映出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然而，作者对他们的刻画也绝非一笔一画如素描般的死板，他充分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技巧，加以合理的修饰和大胆的夸张，同时为他们的出场营造了一个特定的环境，通过“创作”，人物在现实性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充分展示了现实主义根基与浪漫主义技法的相互结合作用。他犹如一个穿着现实主义西服的智者，行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用透彻的目光，观察着周遭，发现着社会的大小问题。于是，我们发现，孙式的浪漫主义并非如谢式的绮丽夸张，也不如沈式的小中见大。孙式的浪漫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是作修饰辅助的浪漫主义，是不喧宾夺主的浪漫主义。它是作者以独特的感知方式，不断探究和实践得出的优秀成果，是孙式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其特殊一面。最终，我们不得不感叹，孙春平确实是真正的文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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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平的作品多是表现生活场景又高于生活本身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之于作品本身，就如一座房子，而浪漫主义，则是房子的装演，两者完美结合，便使得作品更加具有吸引力了。犹记得在散交《我助女儿去摘星》中，作者写道“第一次听到崔京浩演唱的那首《父亲》时，女儿正在哈尔滨一所大学里读书。我连夜将歌词用手机短信给她发去，“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是那登天的梯……”几天后，女儿打回电话，在电话里给我哼唱那首歌。“我握着话筒，心窝里酸上来，好半天说不出话。女儿问我，爸，你听着吗？我强作平静地说，听着呢。女儿声音低下来，也有了嘎咽之声，问，老爸你是不是哭了？我只说了声没有，便将电话放下了。”从这样的生活实事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孙春平也切实是个感性之人，不乏浪漫细胞，那么，创作中的他，又怎会是个刻板守旧，抓住“现实主义”钻牛角尖的人呢？相反，他文如其人，不多做夸饰，却也不乏浪漫情调，斟酌玩味，运用得当。看来，反而是孙春平“被现实主义化了”。
作家关东燕子曾说：“自认识孙春平起，就没见过他穿长衫，当然新潮的“奇装异服”也没见穿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既不是个国粹派也不是个先锋派。孙春平倒是经常穿着中外合资的西服在文坛上晃来晃去，证明着自己的既与时俱进又不忘传统，是个愿意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非异类。”孙春平的为人作风在写作上也展露无遗，他坚守现实主义“根据地”，立根基于最普遍的社会生活、人生百态，他关心民生大事，忧国忧民，颇具当年的政治领导人物风采。同时，他不忘在作品中添加浪漫主义元素，与时俱进，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在两者之间，他拿捏有度，忠于原则，绝非不人主流者，反显其坚持自我的个性化写作特色，体现出孙式的小说创作技巧。孙春平真的缺乏浪漫主义细胞么？我想并非如此的，只是，他始终明白，以现实主义为主，加以浪漫主义技巧配合才是最适合于他罢了。创作一篇作品犹如裁剪一件西服，运用传统剪法同时，其中还必须掺杂“进口”的元素，如此看来，作者的西服不止裁剪好了，还穿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年代，孙春平从不以窥探“性”事作为卖点，他的作品浪漫但不浪荡。他始终认为，“既然想当作家，作品一拿出便是公众的东西，要考虑社会影响。”即使在《害羞的木头》《情感逃逸》等篇章中出现“性事”，也是一笔带过，绝不逾越道德范围。当记者问孙春平，他的作品想要传递什么给读者时，他的答案简单明了：“传递责任感，传递积极、健康的信息。”庆幸的是，他不以哗众取宠致胜，却因为作品读者众多，可读性强，最终得到大众的一致认可。
三、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
孙春平人生经历丰富多彩。他是初中老三届，下过乡，回城后在铁路部门当过工人、管库员、共青团干部和党委宣传干部，1984年调人锦州市文联编刊物、做主编，后又被选为文联主席。在这过程中，孙春平曾面临过选择，最终，他放弃了炙手可热的铁路局机关职位，转而走那条当时十分窄小的文学小径。逐渐地，孙春平在创作中发现了生活的乐趣，视野也就更加开阔了，思维方式也变化了。最终，他以自己的文学个性，潇洒地在喧闹的都市和贫膺的乡村间游走。
在一次访谈中，他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走向崭新的生活领域后，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有县乡村的干部，也有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教师，还有小车司机、工勤人员。他们的正直与坚韧，睿智与豁达，让我由衷地钦敬和友爱。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精彩，也都有无奈。重要的是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发现独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这样，不只增强了他作品的现实性意义，也使他描写的人物独特而具有代表性，这些人物往往代表了生活中的某些群体，他们各具特色，绝不重复。同时，他描写的人物并不单调，如他所言，高级干部有之，普通百姓有之，如此，孙春平的作品人物画廊就更加丰富开阔了。
《老人与猪》中的袁老太太，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孤寡老人，甚至性格多少有点孤僻，终年只与家里的老猪为伴，然而，在紧要关头，她还是选择了牺牲个人利益而献出老猪，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乡下农民的深切关注及淳朴乡情的高度赞扬。通读全篇，猪是普通的家猪，却来历不凡，通读人性，颇具有传奇性色彩。而《同一首歌》叙述的是一个富有讽刺性意义的生活故事，作者运用了生活中的合理与巧合来记录故事，巧合的是两位秘书刚好下载了同一份稿件，而合理的是，这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巧合的镜头，使小说具有了荒诞滑稽色彩，同时通篇表现出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度关怀。
在《追逐彩云》，作者的人文关怀显得更浓烈了，他以一种崭新的手法，设置悬念，带动着读者找出真正的彩云，当读者发现，这是一个关于下岗工人“代工”以赚取廉价收人的故事时，它引发了读者的艺术性思考：到底，我们找寻到彩云，对这类的下岗工人，是好是坏呢？这是一个矛盾的社会问题。其实，彩云不只是个体，她还代表着一个群体，她甚至还可以拉动出整个社会的下岗工问题。在读者内心矛盾的同时，作者的创作意图便达到了。文中作者为彩云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却给了她残酷的现实，通过强烈的反差衬托出了小说的深刻性意义。如此看来，孙春平创作技法独具特色，它并不冷漠犀利，它是作者深刻现实经验与社会关怀的相加。从中，我们不止可以窥探出各类人物性格，还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感知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发现各样社会问题。
孙春平曾说：“作家深人生活就好比下水游泳，站在岸上，无论怎么看，也难得其味，只有扑进水中，哪怕灌了几口水，才会知道什么是水的凶险，什么是与水搏击的快乐。”正如他的作品《深人》一般，他深人地接近社会各阶层生活，体会其中百般滋味，丰富了自身的艺术经验并加以思考，从而、写出了深刻真实的作品。他认为作家除了写作，还应当承担更具体的社会责任，在孙春平的小说世界里他设计了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角色，谈及了教育问题、农村生存问题、就业问题、家庭生活问题等各类社会问题，作品内容鲜有雷同，给读者强烈的阅读新鲜感，激发读者审美想象，让读者看到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从中寻找自我，挖掘人物深层次内涵。
重要的是，孙春平创作中的典型人物都能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影子，他们并非作者毫无根据的天马行空、独自幻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性意义。无论是底层群众还是上流社会人士，他们都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反映出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然而，作者对他们的刻画也绝非一笔一画如素描般的死板，他充分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技巧，加以合理的修饰和大胆的夸张，同时为他们的出场营造了一个特定的环境，通过“创作”，人物在现实性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充分展示了现实主义根基与浪漫主义技法的相互结合作用。他犹如一个穿着现实主义西服的智者，行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用透彻的目光，观察着周遭，发现着社会的大小问题。于是，我们发现，孙式的浪漫主义并非如谢式的绮丽夸张，也不如沈式的小中见大。孙式的浪漫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是作修饰辅助的浪漫主义，是不喧宾夺主的浪漫主义。它是作者以独特的感知方式，不断探究和实践得出的优秀成果，是孙式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其特殊一面。最终，我们不得不感叹，孙春平确实是真正的文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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