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语句，朱见济自然是沿用了的，但对于一些句读不同，意义就要变一变的句子，则是在天下士人中引起了不小反应。

        典型的就是彭时刚刚所讲的那句，

        到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读不同，对读书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初在编修的时候，翰林院的学者就跟皇帝大胆的辩论过这话，可惜没能抵得过朱见济的诡辩，加上后者皇权在身，到底是认了——

        朱太祖连孟子都扔出孔庙了，对其人的著作都删改了不少，现在老朱家的皇帝要改一改别的话，谁能抵抗？

        而且这意思一变，反倒是更符合儒家的传统思想了。

        毕竟在如何治理国家上面，中国沿用了很久的儒家方法，也就是“以德治国”。

        不管人心里怎么想的，起码大家嘴上说得都是这样的话，要遇上某些缺心眼的，就容易把这话当成真理。

        而德治，就是儒家扯着嗓子喊了几千年的东西。

        从春秋时期开始，德治跟法治就掐架了不知道多少次，直到后面当官的都成了儒家的人，才慢慢的掌握法律解释权，用儒家思想指导起了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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