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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明朝,军队里面的派系更是山头林立势同水火。虽然这些派系之争属于内斗,一般不记载在史书之中,比如曾经名噪一时的戚家军,戚家军因为主帅戚继光从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它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被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之变,在史料上记载极少,只有《神宗实录》中有过寥寥几句记载,由于当时尚处于三大征的抗倭援朝时期,朝鲜的史料倒是记载颇多。“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兵变主体是镇守北边重镇蓟镇的南兵,也就是通常被称为戚家军的部队。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蓟镇三协的南兵由于长期欠饷,群情激奋。蓟镇总兵官王保将他们骗到演武场诱杀。

        《两朝平攘录》: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

        《朝鲜宣祖实录》: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给,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

        在前后两次出征朝鲜时,南兵都是给朝鲜军民最好印象的明朝军队。除了作战勇敢,还不扰民,军纪极佳。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的南兵,是众口一词的称赞,在入朝明军中口碑最佳,战功卓著,这是一支功勋部队,统兵的将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三人被称为“南兵三营将”。蓟镇南兵即是吴惟忠部所统的征倭浙兵,出征后有所损失,仍然补满兵员,共计3700多人。到了兵变发生过后的两年,第二次抗倭援朝开始,兵部仍然调派吴惟忠统领南兵入朝抗战,但这时南兵的数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2000名,减员将近一半,需要再招募1785人凑足人数。如果对照这个数字来推算,在兵变中被杀的南军人数应当在1700-2000人之间。

        蓟州之变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就是说索要欠饷,聚众闹事。欠饷本是军中常事,士兵不满乃至闹事也并不鲜见,为何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会被屠戮?这牵涉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军中的南北之争。南兵都是戚继光从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后共有二万余人。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吴惟忠率领蓟镇3700多南兵参战,表现出色,有目共睹。朝鲜人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但是,明军军队的总统帅李如松,正是北军的灵魂人物,他在战后的军功分配上,明显偏向北军,把原来南军的战功按到北军头上,比如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南北的争端,并不局限于军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张居正、戚继光去世后,继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会偏向老乡。等支持南兵的宋英昌被罢官后,南兵更加势单力孤,无人为他们说话,甚至拖欠的长官们答应的饷银,都不知找谁去要。而蓟州之变的实施者蓟镇总兵王保,当然就是北方人,也是北军重要人物之一。蓟镇兵变的爆发,其实就是南北矛盾的爆发,在这次兵变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怀怨恨北方军官诱杀,随后扣上个谋反的罪名,这次事件也是一次鲜明的军队派系之间的斗争。

        历史从来不像树上描写的那么美好,仔细看看史书,哪一行都是用鲜血和泪水写下的文字,那一个个文字都是用白骨构成。而恶心的确是很多丑恶的不忍直视的事情却被史官们描写成美好的故事,或者干脆一笔带过,要么让后人吹捧,要么干脆把一些无法描述的事情直接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只可惜很多英勇的士兵,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敌人之手,到是默默无闻的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然后再被扣上一盆子污水,无辜的死去却连个英雄的称呼都不可能获得。

        远远的看到刘远方匆匆过来,已经有人通风报信,阮成有照着松本臀部大腿处狠踢了两脚,然后无事一样就向人群里钻,其他那些参与的战士也放开松本加藤若无其事的站在一旁。

        幸亏是刘远方赶了过来,别的人来还真说不得镇不住这帮子年轻的新兵。刘远方走到被揍的躺在地上装死的松本加藤两人跟前,蹲下仔细的观察一下松本加藤身上的伤势,确认都是皮外伤后刘远方慢慢的战了起来,脸上平静如水眼神清澈冰凉:“刚才动手的,都给我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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