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这次的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快，这天一大早莫文林就亲自赶到谅山军营，通知刘远方，莫敬宽已经全盘接收了刘远方的提议，大华集团可以在高平境内建厂，同时第一批交易的人口大概五六千人已经在高平通往谅山路上了，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年轻的女性。
得到这个消息，刘远方郭阳李江涛李泉几个人马上紧急开了个小会，因为商贸城的临时难民营只能居住三千人左右的百姓，现在难民隔离区里面还有一二百没有到隔离时间的难民仍然在隔离区内，所以还有两千多人需要另外找地方进行隔离。
对于难民的安置这些人已经有了一定经验，很快几个人就顺利的拿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案：1，设置新的简易房，扩大难民隔离区；2，申请基地医院的人员来帮忙对这些百姓进行筛查；3，对一部分年轻的确认没有严重问题的难民可以直接分流到商贸城东西两处的难民安置区进行隔离。
几个人的方案看上去似乎也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几个大老爷们，还是忽视了莫文林专门交代的有一部分交易人口是年轻女性这件事。其实也很正常，那批难民没有女性呢？在难民中其实男女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反正都是一样的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欲坠有气无力。
有人说有的政治家只有两种时候说的话是最真诚的:张嘴前,闭嘴后。虽然这个时代没有政治家这个词，但是以现代眼光来看莫文林却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家，具有政治家的一切特点：巧舌如簧，颠倒黑白，内心强大，意志坚定，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手段强硬，能屈能伸，极端功利。不仅掌握骗人的方法，颠倒是非。而且能够利用客观规律来为自己服务。最重要的是莫文林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感情。
虽然刘远方心底一直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不得不承认莫文林这个人懂得轻重缓急，知道自己知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明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莫文林的做事风格就是泯灭内心多余的道感情，只有利益的冲突，没有所谓的对错。
惊喜来了！在第二天中午，首先来到谅山的是一百多辆马车，车上拉着满满的穿的花花绿绿的女人和她们怀中的婴儿，还有跟在她们身后流着大鼻涕光着屁股的小孩子们。
从车上被赶下来几百名年轻的女子，她们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每个人都吃力的带着大包小包的包裹，有些女人牵着孩子，有的女人还抱着哇哇哭闹的婴儿，这让平常精明能干的李泉有点手忙脚乱了。
这些女人的来历比较复杂，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以前流放的罪臣后代，沦落到岑大伦和其手下将领的手中充当他们的小妾侍女，说穿了就是他们的玩物。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可以说是对贪腐惩罚最重的朝代了，朱元璋煞费苦心的建立了一套明朝特色的官员监察制度：每一个新任地方官，都要拿到一本《授职到任须知》，写满了地方官任内应该做的各种工作与注意事项，每一条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然后覆盖整个官场的考察模式，还有能够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监察御史制度，从洪武三年起，有条不紊的建立起来。元朝时漏洞百出的官场权力，终于被安置在朱元璋特制的监察铁笼里！
然后，就是朱元璋的雷霆出手了，世人常诟病他近乎严苛的反贪政策，贪腐六十贯钱就扒皮塞草的酷刑。而如果参考元朝初年的物价的话，六十贯钱的财富，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而在一整套监察体制建立以后，明朝官场的暴风整顿，却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展开，从洪武五年前，陆续都有贪腐分子落马，到了洪武九年时，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峰：全国落马的官员总数突破万人，以反贪名臣韩宜可的奏报说：各省的驿道上，都几乎被押送犯人的囚车堵路。而凤阳地区的农田里，更有大批白白胖胖的犯人含泪劳动——全是正劳改的贪污犯！而唯独与之前历代王朝反贪不同的是，朱元璋这次采取了绝对零容忍的策略，在前朝反贪里可以从宽权宜的罪名，在他这里没有丝毫转圜——贪腐，就要付出代价！
《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
一船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更是朱元璋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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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消息，刘远方郭阳李江涛李泉几个人马上紧急开了个小会，因为商贸城的临时难民营只能居住三千人左右的百姓，现在难民隔离区里面还有一二百没有到隔离时间的难民仍然在隔离区内，所以还有两千多人需要另外找地方进行隔离。
对于难民的安置这些人已经有了一定经验，很快几个人就顺利的拿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案：1，设置新的简易房，扩大难民隔离区；2，申请基地医院的人员来帮忙对这些百姓进行筛查；3，对一部分年轻的确认没有严重问题的难民可以直接分流到商贸城东西两处的难民安置区进行隔离。
几个人的方案看上去似乎也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几个大老爷们，还是忽视了莫文林专门交代的有一部分交易人口是年轻女性这件事。其实也很正常，那批难民没有女性呢？在难民中其实男女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反正都是一样的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欲坠有气无力。
有人说有的政治家只有两种时候说的话是最真诚的:张嘴前,闭嘴后。虽然这个时代没有政治家这个词，但是以现代眼光来看莫文林却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家，具有政治家的一切特点：巧舌如簧，颠倒黑白，内心强大，意志坚定，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手段强硬，能屈能伸，极端功利。不仅掌握骗人的方法，颠倒是非。而且能够利用客观规律来为自己服务。最重要的是莫文林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感情。
虽然刘远方心底一直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不得不承认莫文林这个人懂得轻重缓急，知道自己知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明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莫文林的做事风格就是泯灭内心多余的道感情，只有利益的冲突，没有所谓的对错。
惊喜来了！在第二天中午，首先来到谅山的是一百多辆马车，车上拉着满满的穿的花花绿绿的女人和她们怀中的婴儿，还有跟在她们身后流着大鼻涕光着屁股的小孩子们。
从车上被赶下来几百名年轻的女子，她们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每个人都吃力的带着大包小包的包裹，有些女人牵着孩子，有的女人还抱着哇哇哭闹的婴儿，这让平常精明能干的李泉有点手忙脚乱了。
这些女人的来历比较复杂，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以前流放的罪臣后代，沦落到岑大伦和其手下将领的手中充当他们的小妾侍女，说穿了就是他们的玩物。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可以说是对贪腐惩罚最重的朝代了，朱元璋煞费苦心的建立了一套明朝特色的官员监察制度：每一个新任地方官，都要拿到一本《授职到任须知》，写满了地方官任内应该做的各种工作与注意事项，每一条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然后覆盖整个官场的考察模式，还有能够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监察御史制度，从洪武三年起，有条不紊的建立起来。元朝时漏洞百出的官场权力，终于被安置在朱元璋特制的监察铁笼里！
然后，就是朱元璋的雷霆出手了，世人常诟病他近乎严苛的反贪政策，贪腐六十贯钱就扒皮塞草的酷刑。而如果参考元朝初年的物价的话，六十贯钱的财富，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而在一整套监察体制建立以后，明朝官场的暴风整顿，却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展开，从洪武五年前，陆续都有贪腐分子落马，到了洪武九年时，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峰：全国落马的官员总数突破万人，以反贪名臣韩宜可的奏报说：各省的驿道上，都几乎被押送犯人的囚车堵路。而凤阳地区的农田里，更有大批白白胖胖的犯人含泪劳动——全是正劳改的贪污犯！而唯独与之前历代王朝反贪不同的是，朱元璋这次采取了绝对零容忍的策略，在前朝反贪里可以从宽权宜的罪名，在他这里没有丝毫转圜——贪腐，就要付出代价！
《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
一船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更是朱元璋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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